像醉驾入刑一样 超标排污也该入刑

孙佑海，现任人民法院报社社长，曾任最高法院研究室和全国人大环资委法案室主任。他的视野广阔，对环境公益诉讼有深入的研究。王灿发，中国政法大学博导，被誉为“中国环保法律援助第一人”，并被美国《时代》杂志列为45位“世界环境英雄”。别涛，现任环境保护部政策法规司副司长，对环境治理和法律政策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。田成有，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，对环境保护和司法实践有着深厚的理解和独到的见解。

在环境公益诉讼时，他们表示，当前最大的困难在于法律的缺失。没有法律层面的规定，使得诉讼变得困难重重，“理不直、气不壮”。对此，多位高官和学者在昆明举行的“水污染司法和行政执法研讨会”上，就环境司法的现状以及云南公益诉讼面临的问题进行了深入。

对于滇池的治理，别涛副司长认为，将行政、民事和刑事处罚相结合，是有效的治理手段。而对于环境问题，他们强调不能再等待下去，应该积极采取行动。云南省高院副院长田成有提出，应将违法排污写入刑法，对达到一定标准的企业或个人进行刑事处罚。

目前，我国的环境公益诉讼面临诸多挑战。虽然司法部门在治污方面付出了努力，设立了环保法庭等，但制度推进缓慢，诉讼主体不明确，诉讼成本高等问题仍然存在。对此，孙佑海表示，正在修订的《民事诉讼法》可能会对环境公益诉讼作出规定，使这个制度正式确立。

王灿发教授对云南环保法庭面临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。他认为，应该放开法院受理范围，让民间组织和个人提起的诉讼得到更多受理。他支持在公益诉讼中引入独立的第三方鉴定，以确保公平性。对于诉讼费用，他建议免交，因为公诉人往往是弱者。

别涛副司长提到，环保部正在考虑将鉴定和评估程序规范化，制定环境污染损害评估的技术规范，并设立评估机构。这一切都是为了更好地推进环境公益诉讼的发展。

这次研讨会聚集了众多环保领域的专家学者和司法官员，为我们国家环境司法的进步提供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。他们的努力和付出，让我们看到了环境公益诉讼的曙光和希望。我们期待在不久的将来，环境公益诉讼能够真正得到法律的确认和支持，成为保护我们美好环境的重要武器。关于水质鉴定与环境公益诉讼的报告

经国家批准设立的鉴定机构已经强调了，公众的水质鉴定申请不应被拒绝。如今，环境监测总站已设立了专门的水质鉴定机构，各地也纷纷响应，成立相应的机构，并积极成立环境污染损害研究室。这一行动展示了我国对于水质安全及环境保护的高度重视。

在环境公益诉讼的立法方面，我国环保部在环保法的修改中提出了许多富有前瞻性的设想。例如，当污染环境造成损害时，除了直接的受害人，社会团体亦有权申请环保部门进行查处。若环保部门在一定时间内不予行动，申请人有权向法院提起诉讼。县级以上环保部门及检察院被赋予代表国家提起公益诉讼的权力。对于跨省的重大环境污染事件，国务院环保部门设立的区域性监督机构可以代表国家进行诉讼，这一举措无疑为环境公益保护开辟了新的路径。

别涛先生针对此提出了几项建议。他认为诉讼费用对公诉人而言已属负担，故应免交。诉后所得的赔偿费用应接受公众监督，进行专门管理并公开透明。他还强调，环保民间组织应成为环境司法的重要力量，在公益诉讼中，NGO组织不仅可以提起诉讼，还可以以陪审员的身份参与。应对民间的法律援助机构给予更多的支持和补助，并及时提供环境诉讼资料，进行信息公开。

以昆明的滇池治理为例，通过行政处罚、民事处罚和刑事处罚的结合应用，环境问题的治理取得了显著成效。田成有表示，我省在环境公益诉讼方面的值得肯定，但进展仍显缓慢，案件的受理数量偏低已经影响了司法对环境保护的作用。法院不能主动启动司法程序，主要受制于当事人的起诉意愿。要让环保法庭真正发挥作用，“有米下锅”，除了立法完善，还需加强司法与行政的联动，实现司法保护与行政保护的无缝对接。

滇池污染、大江大河污染等问题已不容忽视，我们必须立即行动，不再等待。在现有法律框架下，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必须通力合作，避免单打独斗。通过定期召开联席会议、参与行政执法活动、建立信息通报制度等方式，加强交流，共同发力，共同为保护我们的环境做出贡献。

水质安全与环境公益诉讼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关注的重要议题。让我们携手共进，为我们的环境、为我们的未来做出努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