深圳尘肺门事件调查

本报记者孟庆普报道

河南小伙张海超的开胸验肺事件余波未平，深圳再次引起社会关注。这里，一群来自湖南的农民工正面临着一场与生命赛跑的维权之战。

在深圳的建筑工地上，这群农民工长期承受着风钻爆破工作的艰辛。他们每天深入直径1米至5米不等的洞穴，手持40多斤的风钻机，进行爆破作业。爆破后的孔洞将被灌入混凝土，为高楼大厦奠定坚实的地基。深圳地质复杂，地下坚硬的花岗岩使得作业过程中粉尘四散。在这恶劣的劳动环境下，许多农民工患上了严重的职业病尘肺病。

彭辉平是其中的一员。他离开家乡湖南省桑植县，远赴深圳打工。终日暴露在粉尘中的他，最终因尘肺病离世。尽管没有得到确诊，但他的离世引起了更多工友的关注。他们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健康状况可能同样堪忧。

上世纪90年代初，深圳的建筑业蓬勃发展，大量风钻工活跃在工地上。其中，湖南省耒阳县桑子乡的村民被称为深圳风钻工的“始祖”。进入2000年后，这批风钻工开始感受到身体不适，出现呼吸困难等症状。他们中的一些人因病离世，更多的人则步入中年回到家乡后也开始受到病魔的侵袭。今年5月，耒阳县的百名风钻工因患尘肺病来到深圳维权。经过反复协商，他们最终获得了赔偿和人道主义补偿。仍有部分湖南风钻工仍在深圳继续维权。

向杰曾是深圳的一名风钻工，他和其他桑植县的农民工一样，得知耒阳农民工的遭遇后，才意识到自己可能也患有尘肺病。他们前往医院检查，结果被诊断为“肺部阴影”或“疑似尘肺”。于是，他们开始了第二波维权行动。职业病诊断却成为他们面临的最大难题。根据规定，患者必须去有资质的医院检查，并出示由用工单位开具的证明材料，证明患者和用工单位具有劳动合同关系，才能接受职业病医学诊断。用工单位往往难以配合提供这些材料。

工人们曾经就职的爆破公司对此往往以各种理由拒绝配合。有的老板甚至嘲笑他们是“富贵病”，只需要休息几天就好了。另一些老板则建议他们走法律程序。对于工人们来说，他们最迫切的希望是能够得到专业的职业病防治机构的确诊，然后依据诊断结果进行维权。“我们想知道自己现在是尘肺病几期，不想死得不明不白。”这是他们的心声。

在这个与生命赛跑的维权之战中，这些湖南农民工的遭遇令人深感痛心。他们为了生活远赴他乡，却面临着职业病的威胁。他们的遭遇也引发了社会的关注，希望他们的维权之路能够顺利，能够得到应有的公正和尊重。这是一个关于生命、健康和权益的故事，也是对社会公正和责任的呼唤。2008年，王贞云在广东省的职业病防治院进行了检查，被医院诊断为“疑似尘肺”。但由于无法取得用人单位的证明，劳动关系无法得到确认，这使得他无法进行正式的职业病诊断。面对这一困境，王贞云决定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劳动争议。这场官司持续了近两年，花费近万元，最终王贞云因证据不足在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中败诉。

与此工友们也面临着相似的困境。他们尝试与爆破公司协商，但漫长的法律程序让他们感到无力。于是，80余名农民工集体前往深圳市职业病防治院申请职业病诊断，却被告知因缺乏劳动委托而无法满足他们的要求。不甘心的工人们徒步到深圳市反映情况，寻求解决方案。在相关部门的协助下，劳动局开始联络爆破公司，确认工人们的劳动关系。

今年国庆节期间，向杰回到家乡，从当地信用合作社借款后回到深圳，为等待消息的工友们带来一线希望。深圳市劳动监察大队对工人们进行了分类，分为有社保记录、有爆破证或以及两者都不具备的三大类别。随后，部分工人得到了放射检查报告，医生告诉他们可能需要患上尘肺病。向杰和其他工人担忧的是，还有很多人没有得到同样的检查机会。

风钻工们揭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现状：与多年前相比，深圳一些建筑工地的工作环境并未得到根本改善。尽管法律要求公司必须提供劳动保护用品，但为节约成本，许多公司并未执行这一规定。工人们反映，他们面临的防护措施仅仅是一个口罩，根本无法阻挡粉尘的侵害。而且许多公司在招聘工人时并未进行体检，也没有告知从事风钻作业的危险性及其后果。

他们担心，受耒阳事件的影响，深圳的风钻行业正在经历一场变革。老手难以找到工作，新工人干完两个月就被辞退，这种状况可能会导致遭受病魔的风钻工数量增加。向杰在送记者到公交车站时表达了他们的担忧：“如果不在施工环境和用人制度上进行大的改变，未来的维权行动还会持续下去。”他的话语中透露出深深的忧虑和无奈。